西北大學中亞考古隊是以王建新教授為帶頭人和8名教師、12名學生為骨干力量的一支優秀科研團隊，他們把科學精神、報國之志融入國家“一帶一路”建設實踐，經過20年的艱苦努力最終確認《史記》《漢書》等文獻記載的古代月氏和康居的文化遺存，取得在中亞考古研究領域的重要突破，為用中國話語闡釋絲綢之路歷史提供實證資料和科學依據，生動詮釋新時代高校知識分子的愛國主義情懷。日前，陜西省委辦公廳作出開展向“三秦楷模”西北大學中亞考古隊學習的決定，省委書記劉國中會見了西北大學中亞考古隊代表，代表省委、省政府向他們表示熱烈祝賀和崇高敬意。

知識報國的愛國精神

“開發西北奠復興基，學成致用報國及時”是西北大學的辦學初心，滋養著代代學人為國家富強和民族復興不懈奮斗。1938年7月，因抗日戰爭南遷漢中城固的國立西北聯合大學（西北大學前身）師生，對張騫墓進行了迄今為止唯一一次正式科學發掘，為中國外交史、文化交流史和絲綢之路研究作出了開拓性貢獻。1943年至1944年，西北大學黃文弼教授對絲綢之路新疆段進行考察，將考古、歷史、地理、宗教等學科相結合，開創了絲綢之路研究的新途徑，被稱為“中國西北考古第一人”。從那時起，西北大學考古學人的高遠理想就與煥發千年絲路榮光的國家夢想緊密相連。

古代月氏西遷中亞是絲綢之路歷史上的重大事件，對東西方交流產生了深刻影響。1999年，在中國考古學年會閉幕式上，王建新首次提出要開展境外考古，他的想法有力而堅定：“中國考古一定要走出去，只有把中國放在世界文化的大格局下來看待，才能更清晰地認知中華文明的特質和優勢。”“走出去”，意味著要面對混沌不明的前景，更意味著要離開自己深耕多年的“舒適區”。王建新擲地有聲地回答：“既然決定了西北大學考古學科一定要走出去，那我就帶個頭吧。”他和團隊開始沿著張騫出使西域的足跡，將尋找古代月氏人的文化遺存、探索絲路沿線人群遷徙交流的歷史進程作為學術追求，開啟了知識報國的全新研究領域，為今天的中亞考古隊建立了雛形。

20年來，中亞考古隊始終堅守學校辦學初心，繼承發揚絲綢之路人文交流學術傳統，緊跟黨和國家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的時代步伐，以古絲綢之路起點西安為原點，手持考古鏟，經年累月、小心翼翼，一鏟一鏟往下挖，用雙手書寫出精彩的文明篇章，用腳步丈量出堅韌不拔的精神，把考古研究的文章執著地寫在了陜西、甘肅、青海、新疆等地直到中亞的廣袤大地上，為“一帶一路”從“大寫意”到“工筆畫”增添了濃墨重彩的一筆，在駝鈴回響的千年古絲綢之路唱響了新時代高校師生與時代同呼吸、與祖國共命運的浩浩長歌，激勵著西北大學師生員工始終與黨和國家的發展同向同行，立足時代、立足崗位、立足實際，積極投身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偉大實踐。

傳播文明的擔當精神

絲綢之路文化研究是國際學術界的熱點，中亞地區常年活躍著數十支來自俄羅斯、法國、意大利和日本等國家的考古隊，有的已經在此工作了一、二十年。作為首支進入中亞的中國考古隊，西北大學中亞考古隊經過長期的摸索與實踐，形成了“大范圍系統區域調查與小規模科學精準發掘相結合”的工作模式，填補了多項國外絲綢之路考古工作的空白。

“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居無定所”的觀點，在學術界流傳已久，導致了國內外許多考古學家在研究古代游牧文化時，只進行墓葬的發掘和研究，而忽視了居住遺跡和聚落遺址的存在。中亞考古隊通過多年對當地牧民的走訪，結合大量的實地調查研究，認為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不是完全“游動”的，而是游牧中有定居，創造性提出了關于游牧文化聚落考古的理念，揭示了古代游牧民族聚落遺址普遍存在及分布規律，確立了居住遺址、巖畫和墓葬綜合研究方法，從理論和實踐豐富了游牧文化考古，處于國際領先水平。

中亞考古隊將西北大學首創的以考古學研究為價值的認知體系、以文物保護技術為價值的保護體系、以文化遺產管理為價值的傳承體系的“三位一體”考古學學科體系引介到了國外，并廣泛應用于聯合考古實踐，培養和塑造了我國和中亞各方工作人員的專業素養、學術品格，吸引了絲綢之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學生熱情參與其中，為我國和中亞地區培養了一大批考古專業人才，充分展現了中國考古學科和中華文化的自信、開放、包容，有力推動了中國考古“走出去”的步伐，為絲綢之路沿線國家增進互信、厚植友誼貢獻了“西大作為”、提供了先行范式，引領著西北大學師生員工自覺肩負新時代賦予高校知識分子的使命責任，在擔當中歷練、在盡責中成長，把高校厚重的育人優勢和文化積淀源源不斷地轉化為堅定文化自信的本領和能力。

持之以恒的敬業精神

在2009年中亞考古隊第一次赴烏茲別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進行考察之前，中亞考古隊已在國內經過了10年的準備，為確定月氏人的故鄉提供了重要線索。

長期以來，關于古代月氏在中國境內的遺存，考古學家們的共識是在河西走廊西部。《史記》《漢書》也都明確記載月氏在“敦煌祁連間”。“考古人一定要去現場”，這是中亞考古隊持之以恒的工作準則。只有到現場去，才能找到答案；也只有到了現場，才可能發現更多的問題。中亞考古隊最初也是在河西走廊尋找。經過深入研究，他們敏銳地意識到，月氏是人口規模在50萬的游牧民族，而河西走廊只能發展以定居農業和牧業為特征的綠洲經濟，這個地方顯然不適合月氏人生存。為了進一步確認史書記載的“敦煌祁連間”所在地，中亞考古隊在細致的文獻梳理和持續的考古研究基礎上，認識到，在匈奴語中，“祁連”的意思是“天”，我國史書中對月氏的最初記載與匈奴有關，匈奴語中的祁連山應該是天山，“敦煌祁連間”實際上是以新疆哈密地區為中心的東天山地區。他們在東天山南北兩側發現了岳公臺-西黑溝遺址群、石人子溝（東黑溝）遺址群、烏拉臺遺址和西山遺址等4處早期游牧文化大型聚落遺址，初步確認了東天山地區是古代月氏在中國境內的原居地，石人子溝遺址群很可能就是與月氏人有極大關聯的王庭遺址，這一成果入選2007年“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有著遠大抱負的科學家們，不會因為一項重大發現而停滯不前。東天山地區的考古發現要得到證實、贏得國際學術界公認，需要進一步尋找、確認西遷后的月氏文化遺存，并將兩處的文化進行系統比較和印證。中亞考古隊根據文獻記載推測，追蹤著月氏人西遷的路線，從新疆一路考察到了烏茲別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

中亞考古隊員長期深處高原、大漠、戈壁，風吹日曬，黝黑而粗糙的臉龐展現著中國考古人的毅力和決心，最終以一流的考古發現、研究成果和敬業精神，獲得了國際考古學界和中亞人民的廣泛肯定和高度關注，鞭策著西北大學師生員工毫不畏懼面對一切艱難險阻，勇做走在時代前列的奮進者、開拓者、奉獻者，匯聚學校改革發展新的巨大合力，不斷攀登科學研究高峰，在攻堅克難中創造出新的更大業績。

團結協作的科學精神

從1999年首次提出開展境外考古，到2009年初步確定開展中外聯合考古的基本目標與思路，再到2019年在烏茲別克斯坦國家歷史博物館舉辦“中烏聯合考古成果展——月氏與康居的考古發現”。20年來，中亞考古隊一批又一批師生篳路藍縷、接續奮斗，把青春與智慧全心投入“恢復絲綢之路歷史風貌”這一重要歷史使命，實現了前進道路上一個又一個光榮與夢想。

考古隊初到中亞，沒有成熟經驗可以借鑒、沒有充足的條件保障，有來自國內的誤解、當地學者的疑慮，還有陌生環境的隔閡、一次又一次令人氣餒的徒勞無功。2015年對烏茲別克斯坦撒扎干遺址的發掘，是考古隊在烏實施的第一次大規模考古發掘工作。由于當地生活條件有限，所有隊員只能暫居在遺址附近的一處已經荒廢的兒童福利院內，所使用的床具均是年久失修的兒童床具。兩個多月的發掘結束之后，王建新舊病復發，回國在醫院治療調養了一個多月才重新返回現場。他們克服了自然環境惡劣、生活條件艱苦、交流支持困難等各方面不利因素，在烏茲別克斯坦西天山地區，國際學術界認為的“空白地帶”，新發現了數百處古代文化遺跡，發掘了迄今規模最大的康居貴族墓，建立了烏茲別克斯坦考古史上首座保護大棚。《史記·大宛列傳》記載：“大月氏在大宛西可二三千里，居媯水北。其南則大夏，西則安息，北則康居”。張騫正是經康居抵達月氏。中亞考古隊基本廓清了古代康居的南部邊緣，把尋找月氏的范圍縮小到了撒馬爾罕以南，阿姆河以北的區域。在這一區域，考古隊員最終發現了拉巴特墓地，經過長達三年的潛心研究和系統比對，認為拉巴特遺址很有可能就是找尋已久的大月氏的文化遺存。

談及20年的艱苦歷程，年逾六旬、頭發花白的王建新依然滿懷激情地說：“考古連著過去，也為現在和未來服務，想要知道我們的文明會走向何方，就必須找到我們的根”。

在中亞考古隊的推動下，西北大學與烏茲別克斯坦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簽署了關于“西天山西端區域古代游牧文化考古調查、發掘與研究”項目的合作協議，積極與烏方共建“絲綢之路人類與環境國際聯合實驗室”，雙方組成聯合考古隊進行了連續多次系統的考古調查。中烏聯合考古隊的隊員來自西北大學、中國科學院、中國國家博物館、陜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學、吉林大學、四川大學、陜西師范大學、西安外國語大學、新疆大學等多家單位，擁有歷史、考古、語言、生物、物理、化學、計算機等多學科背景。烏方隊員除了來自烏茲別克斯坦科學院外，塔什干大學、費爾干納大學和鐵爾梅茲大學的師生們也加入其中，很多西方國家的考古學者也表示希望展開合作。大家團結在中亞考古隊的旗幟下，協同攻關，互通有無、互學互鑒，廣泛開展人文交流合作，成為我國與各國開展“一帶一路”合作、促進“民心相通”的典范，教育著西北大學師生員工持續培育優良校風學風作風，廣泛弘揚新時代科學家精神，主動追求更有高度、更有境界、更有品位的人生，低調務實，埋頭苦干，厚植愛國愛校情感、提升干事創業能力，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貢獻力量！

（來源：《中國文物報》2021年3月6日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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