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獨的遺址要放在整個區域內看待，中國文明要放進世界文明中研究；中亞考古隊的境外考古，是國內考古工作的延續，是站在東方視角傳遞中國聲音。

烏茲別克斯坦蘇爾漢河流域西側的西天山南麓，與《史記》等文獻記載的大月氏所在地位置吻合。

2016年底，西北大學中亞考古隊給下一年發掘工作選點，在蘇爾漢河周邊調查了一個星期，沒有合適的遺址點。

但最困難的時候，也是黎明破曉之時。

調查的最后一天在拜松。拜松河邊，考古隊無意中在當地民居旁邊，發現斷面上有灰層堆積，細看，又發現了暴露的人骨；再向南找，還有陶片和人骨。

2017年5月，考古隊在拜松河邊布下了兩個探方。地表下10厘米，就發現了條形石堆和人頭骨。又布了幾個探方，出現了四五座、十幾座、20多座墓葬，密密麻麻，拉巴特遺址就這樣被發現了。

如今，該墓地發掘早已結束。隨著研究成果逐步呈現，經比較研究后，考古隊認為，拉巴特遺址很有可能就是找尋已久的大月氏文化遺存。

于絲綢之路沿線開展考古調查、遺址發掘和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西北大學中亞考古隊，在王建新教授帶領下，從陜西到河西走廊、新疆東天山、中亞，取得一系列重大考古發現，為絲綢之路考古提供了廣為認可的“中國方案”。

向“西”行走

王建新的“西行”想法，始于1991年。

那一年，日本著名考古學家樋口隆康應邀來到西北大學講學，舉辦了三場與大月氏有關的講座。和現場的中國學者交流時，樋口隆康問：“中國境內月氏考古的文化遺存在哪里？”

現場竟無一人回答得出。樋口隆康接著說：“要知道，中國才是月氏的故鄉?！?/p>

月氏是曾經活躍在我國西北地區的游牧民族，在西漢時被匈奴擊敗西遷中亞。公元前138年，張騫為聯合大月氏夾攻匈奴，第一次出使西域，打通了漢朝通往西域的道路，“絲綢之路”由此全線貫通。

王建新當時全程陪同樋口隆康并擔任講座翻譯。樋口隆康之問，成了王建新的“心病”：西遷之前的月氏在哪里？他覺得這個問題應該由中國學者給出答案。

但是，絲綢之路的考古研究卻長期被歐美及俄羅斯、日本學術界主導。要想在這個領域做出成績，王建新必須離開自己深耕多年的“舒適區”。

20世紀90年代，王建新在日本茨城大學任教期間，對東北亞青銅文化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貒笏种鞒珠_展中日合作麟游慈善寺石窟的考古調查，對佛教考古研究積累豐富。

1995年，王建新出任西北大學文博學院考古教研室主任。他和同事們為西北大學考古學科的發展制定了十六字方針：立足長安，面向西域；周秦漢唐，絲綢之路。

不僅要走出陜西，還要走出中國，走向世界。

月氏是游牧民族，王建新帶領團隊從研究游牧民族入手，將尋找古代月氏人的文化遺存、探索絲路沿線人群遷徙交流的歷史進程作為學術目標，開啟全新的研究領域。

中國西北地區幅員遼闊，地形復雜，要想找尋一個2000多年前的游牧民族留下的生活印記，談何容易。

當時考古學家們的共識是中國境內的古代月氏應該在河西走廊西部，《史記》和《漢書》都明確記載月氏在“敦煌祁連間”。

西北大學考古團隊進入河西走廊開始尋找。他們發現，河西走廊西部是大片寸草不生的戈壁，間雜著一些綠洲。

在王建新看來，這樣的地方只能發展以定居農業和牧業為特征的綠洲經濟。月氏是游牧民族，人口規模在50萬人以上，這個地方顯然不適合月氏人生存。

在匈奴語中，“祁連”的意思是“天”，匈奴語中的祁連山應該是天山，也就是說“敦煌祁連間”實際上是以新疆哈密地區為中心的東天山地區。

在中國甘肅和新疆進行了持續18年的考古調查、發掘與研究工作，考古隊初步確認古代月氏在中國境內的原居地應該是以東天山為中心的區域，月氏人約從公元前5世紀至公元前3世紀期間生活在東天山地區。

“考古人一定要去現場?！蓖踅ㄐ抡f，有很多想不明白的問題，只有到現場去，才能找到答案；也只有到了現場，才能發現更多的問題。

通過多年對當地牧民的走訪和調查，他們發現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不是完全“游動”的，而是游牧中有定居：“牧民冬季一定會在背山、避風、向陽處定居過冬。甚至在夏季里，貴族也會定居，游牧民族的王庭因此也有夏庭和冬庭之分?！?/p>

一撥撥走訪和調查下來，終于有了突破。

以哈密為中心的東天山南北兩側，考古隊發現四處早期游牧文化大型聚落遺址。為了最終確認古代月氏人的考古學文化遺存，考古隊又將目光“鎖定”在西天山的西端地區——烏茲別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

在西天山的周緣地帶，他們通過系統調查，新發現數百處古代游牧文化遺址；并發掘出迄今規模最大的康居貴族墓，基本搞清古代康居分布的南部邊緣；還搭建起烏茲別克斯坦考古史上首座保護大棚。

發現遺落

自從走出陜西，絲綢之路考古的每一次發掘都充滿期待，就像開“盲盒”。

2005年，考古隊在以哈密地區為中心的東天山附近，發現了石人子溝（東黑溝）遺址群，這是東天山地區一個十分完整的、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古代游牧民族的大型聚落遺址。

“每次發掘都會有學術預期，但都會超出想象，即使和學術預期不一樣，我們也不會失落，因為會有不同的發現，意外的收獲。”石人子溝遺址發掘負責人馬健說。

隨后兩年的發掘收獲很大。一座石筑高臺、四座石圍居住遺跡和12座中小型墓葬的發掘，是整個新疆地區首次對古代游牧民族聚落遺址科學系統的發掘，其成果入選2007年“全國十大考古發現”。

通過考古調查、發掘與研究，“我們初步認為，在以新疆哈密地區為中心的東天山地區，距今約2400—2200年期間的游牧文化遺存，可能是月氏人的文化。”王建新說，石人子溝遺址群，很可能是與月氏人有極大關聯的王庭遺址。

月氏人在東天山的生活移動軌跡，呼之欲出。

要想使這一認識得到證實和國際學界公認，唯一的辦法是找到西遷中亞的大月氏的文化遺存，“將兩處的文化進行系統比較和印證，如果能證明他們是同一群人的文化，最終就能解決這個問題。”王建新說。

根據中國古代文獻記載推測，大月氏的大致位置，就在中亞的烏茲別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境內。

2009年，考古隊沿著張騫的足跡，追蹤著月氏人西遷的路線，從新疆一路考察到烏茲別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在烏茲別克斯坦境內西天山山脈的山前草原地帶開展考古調查，全面了解了古代游牧文化遺存的分布狀況。

2013年12月，西北大學與烏茲別克斯坦共和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正式簽署關于“西天山西端區域古代游牧文化考古調查、發掘與研究”項目的合作協議。

隨后幾年，雙方組成中烏聯合考古隊，在包括烏茲別克斯坦撒馬爾罕州、卡什卡達利亞州和蘇爾漢達利亞州在內的西天山地區進行了連續多次的系統考古調查。

2015年，考古隊在撒馬爾罕市西南20公里處，發現了又一個“盲盒”——撒扎干遺址。他們在此共發掘了一座大型墓葬、五座小型墓葬和一座石圍居址，出土了一批陶器、銅器、鐵器、石器、骨器、玻璃器、漆器殘片等珍貴文物。

根據發掘資料和對比研究，考古隊認為，公元前1世紀至公元1世紀的撒扎干遺址屬于康居文化遺存。

雖不是大月氏遺存，考古隊還是頗感振奮——這是中國人首次發掘到康居文化遺存。根據文獻記載，大月氏位于康居之南，張騫當年正是經康居抵達月氏。

找到了康居，是否就意味著離月氏不遠了？

撒扎干遺址的發現把尋找月氏的范圍縮小到了撒馬爾罕以南，阿姆河以北的區域。這時，烏茲別克斯坦南部的小城拜松進入到考古隊的視野。

拜松位于蘇爾漢河流域西側的西天山南麓，和《史記》等文獻記載的大月氏位置吻合。

考古隊在這片墓地共發掘了52座小型墓葬，其中即便是很小的墓都有十分豐富的隨葬品。

與上世紀50年代蘇聯學者在塔吉克斯坦發掘的貝?？咸啬沟貙φ昭芯浚脊抨犕茢啵吞睾拓愊？咸啬沟貙儆谕粋€考古學文化，這個文化分布在烏茲別克斯坦東南部和塔吉克斯坦西南部，即所謂的北巴克特里亞地區，其時空范圍、文化特征與西遷中亞后的大月氏較為吻合。

拉巴特遺址很有可能就是找尋已久的大月氏的文化遺存。

刻畫歷史

中亞考古隊不僅在絲綢之路考古領域取得了重大成績，還培養了一批優秀的人才。

多年的考古實踐就如同練兵場，從這里走出去的人，不少已經是西北大學文化遺產學院甚至是陜西考古界舉足輕重的人物。

2004年，王建新應北京大學林梅村教授之邀，前去做講座，主題是河西走廊古代游牧文化遺存。

馬健是林梅村的學生，讀博士一年級的時候，聽了王建新慷慨激昂的講座，便對這個課題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征得王建新的同意，2005年馬健加入了考古隊在新疆哈密市巴里坤縣調查古代游牧文化遺存。

包括王建新在內的一行八人，背著行囊到了東天山。那次考察，他們住在一個廢棄的工廠里。因為沒有床板，縣文物局給送來了門板應急，有一個板子是廁所的門，上面還寫著大大的“男”字。

每天他們都要帶上全部設備，負重十幾公斤爬山。為了解決午飯，就背上一壺熱水，帶上一盒泡面?？疾鞐l件的艱苦并沒有阻礙他們考古發現的腳步。

2006年，石人子溝遺址群發掘。還是北大博士生的馬健，被王建新委以重任——負責整個發掘工作。

作為一個外校的博士生，不僅能夠參與項目，還被委以重任。馬健說，王建新的開放和包容鍛煉了他。

從考古隊成立之初，王建新就秉承著開放包容的態度，凡是有志于絲綢之路沿線考古的人，無論國籍、單位、學科背景，都可以隨時加入。

2009年畢業后，馬健入職西北大學，除了家在陜西，很大程度上是對考古隊的工作感興趣。

此后，馬健每年都在東天山開展考古工作，積累了很多游牧遺存考古的經驗。他知道，要探索文明還需將視野拓展得更廣。

天山廊道大部分區域在我國新疆，文明的交流不僅有東西向的，還有南北向的。多種人群和文化在這里匯聚、碰撞、交融，要梳理這么多文明變遷交流的脈絡，還要往更廣大范圍去尋找。

2014年，在王建新帶領下，馬健和任萌、陳愛東等團隊骨干一起前往烏茲別克斯坦澤拉夫善流域、蘇爾汗河流域開展考古調查。調查下來發現這里的遺存非常豐富，從舊石器、青銅時代到波斯時期、希臘化時代、貴霜王朝、中世紀等，為學術研究積累了豐富的素材。

如今，馬健已是西北大學文化遺產學院院長，任萌是副教授；陳愛東入職陜西省考古研究院?；钴S在中亞考古發掘現場的年輕人一茬接一茬，成長了起來。

盡管國內已經有現代化、成熟的發掘方式，但在境外發掘，他們很謹慎。拉巴特遺址的第一個墓葬發掘時，他們現場手工畫圖、用尺子量，手動做現場的三維空間，效率很低。

參與發掘的西北大學文化遺產學院博士研究生唐云鵬，將電腦三維建模用到了現場。發掘效率大大提升的同時，現場發掘技術也得到了檢驗。

因著開放和包容，一大批專家學者和學生加入西北大學中亞考古隊。除了國內各考古機構和大學的學科背景的考古隊員，烏茲別克斯坦不少高校的師生也加入考古隊工作。

考古隊在烏茲別克斯坦創立和推行了人才培養、遺址保護、考古發掘三結合的工作模式，毫無保留地向烏方人員傳授知識和技術，培養了一大批專業人才。

2018年考古隊發掘拉巴特時，費爾干納大學二年級學生馬娜利用暑假時間參與一座墓葬的發掘，考古隊老師手把手教她。馬娜準備返校前，考古隊按照標準支付給她補助，但她堅決不要：“來這里就是為了學習，跟中國老師學到很多學問，這比金子還珍貴?！?/p>

遺憾的是，發掘完拉巴特遺址之后不久，中亞考古隊的現場考察和發掘工作就暫停了——新冠疫情讓他們無法再去現場。

考古隊有了大量時間整理考察和發掘成果。從2020年初至今，考古隊已有四篇新的論文發布，論證講述月氏和貴霜的關系。

“積壓下來的后期整理工作很多，這也和考古隊沒有穩定的隊伍有關?！蓖踅ㄐ抡f，盡管參與的人很多，但大都是在考察和發掘現場。2018年，西北大學絲綢之路考古中心成立，但人員和機制保障還有待完善。

中亞考古不光是野外工作，需要穩定的研究人員保障后期的成果整理。“中亞的考古，不是一時的，是長期的；不是一代人的工作，需要幾代人的探索?！蓖踅ㄐ抡f，他們要用考古學成果，重新書寫絲綢之路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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