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學術刊物《絲路文明》主編、同時也是“中亞與絲路文明研究叢書”主編——浙江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劉進寶與該院教師羅帥主編的《絲綢之路知識手冊》一書面世時，學界朋友們是頗為高興的。絲綢之路與絲綢之路歷史的研究，確實需要以一種科學、準確、簡潔又平易近人的方式，與學界之外更廣范圍的讀者對接。我們注意到，《絲綢之路辭典》《絲綢之路大辭典》《絲綢之路千問千答》等出版物，曾發揮過這樣的作用。當然，我們也期待有學術性和普及性結合得更好的書籍面世。《絲綢之路知識手冊》一書，可能接近了我們的愿望。

《絲綢之路知識手冊》，承若干立足絲綢之路研究學術前沿的資深學者執筆——如馬建春、石云濤、馮培紅、尚永琪等，他們都是從不同方向考察、理解并說明絲綢之路歷史文化意義的卓有成就的學者。他們的文字，為該書主編設計的框架奠定了學術基礎，使得《絲綢之路知識手冊》具有了醇正的學術品位和醇厚的學術資質。

《絲綢之路知識手冊》在“引言：‘絲綢之路’的提出及其學科概念”之后分列三編：“上編，絲綢之路的路線、廊道與城鎮”“中編，絲綢之路上的物質流通”“下編，絲綢之路上的文化交流”。由此可知，關于“絲綢之路知識”的總結和說明，該書的覆蓋面是比較完整的。進一步看，上編分五章，分論“絲綢之路上的通都大邑”“綠洲絲綢之路”“草原絲綢之路”“高原絲綢之路與南亞廊道”“海上絲綢之路”，“高原絲綢之路”介紹了關于吐谷渾文化遺存的新發現等學術新見。中編“第六章，絲綢之路上的商人”，除人們熟知的“胡商”“胡賈”外，還專門分析“漢族商人”，給讀者提供了比較新的歷史文化信息。“第九章，絲綢之路上的動物傳播”“第十章，絲綢之路上的植物傳播”關于“天馬”“貢獅”及“觀賞性花木”“藥用植物”的介紹，既是堅持實證原則的學術考據，也富有文化趣味。

作為“知識手冊”，有必要對研究對象的基本概念進行說明。就“絲綢之路”，劉進寶在該書引言中對其概念生成和使用做了學術史和學術動態的考察。他指出：“雖然‘絲綢’不是整個歷史階段中中西貿易的大宗商品，‘絲綢之路’也出現了多種稱謂，但都僅僅是對某一個時期或某一種物品的概括或總結，還沒有哪一個稱謂或名稱能夠替代‘絲綢之路’。”

漢初時，雖有文帝“遺單于甚厚”的說法，但究其所“遺”，除有限的成衣外，不過“繡十匹，錦三十匹，赤綈、綠繒各四十匹”。自漢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至漢哀帝元壽二年（公元前1年）50年間，賜匈奴“錦帛”及“絮”的數量逐步增加。據《漢書》《匈奴傳（下）》的記載，累計所贈“錦繡繒帛”8萬匹，“絮”8萬斤。如此驚人的數額，應已遠遠超過匈奴貴族服裝所需要的數額。漢王朝對匈奴“賜”“賂”的大額輸出，或成為匈奴人向西方販運絲綢的貨源（蘇北海《漢、唐時期我國北方的草原絲路》，張志堯《草原絲綢之路與中亞文明》）。當時河西漢地推行“祿帛”“祿布”“祿絮”等制度，說明絲綢之路沿線已經形成了成熟的絲綢市場。居延漢簡“戍卒貰賣衣財物”等記載，說明當時有來自紡織業發達地區的遠戍兵士促成了從東而西的絲綢輸送。河西出土的簡牘中，可以看到“淮布”“魯絮”“襄絮”“任城國亢父縑”“河內廿兩帛”等不同地域紡織名品的簡文信息，證明東西通道絲綢貿易之繁盛。除了典籍記載，河西漢塞考古發掘出土的多種顏色的絲綢織品實物，也可觀當時重要路段絲織品輾轉西運的情形。顯然，在漢代草原絲路以及海洋絲路上，絲綢確實是中西方貿易的主要物品。因此，“絲綢之路”這個概念是符合史實的。

既然稱作《絲綢之路知識手冊》，編者就應將“絲綢之路知識”的要點都告知讀者。筆者以為，這本“手冊”這樣的目的大致達到了。當然，還有可盡善盡美之處。如“下編，絲綢之路上的文化交流”只涵括文字、文書與典籍以及宗教傳播情況的梳理，稍嫌薄弱。如果能夠涉及美術、音樂、舞蹈、雜技等藝術及美學理念的交流，對于絲綢之路文化作用的說明，就更完整了。

總體來說，該書主編及各位執筆者的工作，是體現了學者嚴肅的態度和高度的責任心的。我相信，這本書的學術作用和文化影響，會得到學界和社會的共同肯定。

（作者：王子今，系西北大學歷史學院教授，中國人民大學榮譽一級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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