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現仰韶時期新房屋類型

謝家河遺址位于陜西省咸陽市長武縣亭口鎮謝家河村,坐落在涇河支流黑河二級臺地上,遺址區部分地帶處于亭口水庫淹沒區域。2024年,咸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西北大學文化遺產學院成立聯合考古隊,對謝家河遺址相關區域進行考古發掘,揭露面積3850平方米,發現了涵蓋史前、戰國、漢唐時期的文化遺存。此次發掘的重要收獲之一,是發現了一批形制獨特的仰韶文化時期房屋基址。鑒于其突出的學術價值,該遺址于2025年1月13日成功入選“2024年度陜西六大考古新發現”。

新穎的房屋結構

該遺址發現的仰韶文化時期遺跡,根據出土遺物判斷屬于仰韶中晚期,共發現房屋基址19座,灰坑15個,溝2條。房址基本為圓形,可分為單室、雙室和組合型,結構具有典型性。

單室房屋7座,為半地穴式圓形。周壁多有柱洞,有的房屋壁面底部發現有橫向柱洞,應搭建有一個高于地面的平臺,用于放置物品或休息的。單室房屋可劃分為3種類型。A型,有臺階。有的臺階沿著壁面修砌;有的臺階則位于居室一側,形成通道(圖1)。B型,有高低兩個空間(圖2)。較高的空間紅燒土塊較多,應為炊煮活動的場所。較低的空間底部平整,有的有橫向柱洞,應為居住和儲物場所。C型,平面呈圓形,底部平整,為小型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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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F7房址結構 圖2 F1房址結構

雙室房屋10座,為半地穴式。周壁有柱洞,為兩個圓形空間組合的形式,多由一個活動空間和一個儲物間構成,可劃分為4種類型。A型,由兩個不規則圓形空間相連組合而成(圖3)。B型,兩個圓形空間之間有過道相通。其中一個圓形空間為袋狀結構,應為儲物場所;另一個為圓形筒狀坑,壁面有橫向柱洞,應為居住場所(圖4)。C型,由一個圓形筒狀空間和一個偏洞室空間組合而成。筒狀空間較淺,出土紅燒土塊較豐富,應為炊煮活動處。而偏洞室空間應為儲物和居住之處(圖5)。D型,在袋狀坑的沿坑口大半部挖筑一淺坑,淺坑空間應為炊煮或居住之處,而較深的袋狀坑為儲物之用。

三室房屋2座,為半地穴式。周壁有柱洞,房址內也有柱洞發現。由三個空間組合而成,為兩個較深的空間、一個較高的活動空間也是出入通道組合而成,應為儲物與生活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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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F15房址結構 圖4 F10房址結構 圖5 F4房址結構

謝家河遺址的發現突破了以往對仰韶時期房屋類型的既有認知。與常見的仰韶時期圓形、方形或方形組合型房屋不同,該遺址發現了圓形與圓形、圓形與半圓形組合的新型房屋形制,這種獨特的房屋結構為研究仰韶文化房屋類型增添了珍貴資料。

明晰的居住功能分區

謝家河遺址發現的房屋基址,充分展現了仰韶文化時期先民對居住空間的精心規劃與合理利用。

遺址中的單室房屋普遍采用高、低設置的設計策略,較淺的空間主要用于炊煮活動,而較深的區域空間則作為儲物和休息場所。即使是圓形平底的單室房址,也會對居住空間進行簡單的功能劃分。

組合型房址的功能分區更為明顯。部分組合型房址也存在深、淺兩個空間。較淺區域常見紅燒土堆積,當為炊煮區;較深空間則壁底規整,多設有橫向柱洞,應建有高于地面的木質平臺,為兼具防潮功能的休息與儲物區。部分對儲藏功能要求較高的房址還專門修建了袋狀儲物空間。與之配套的一般是一個規整圓形遺跡,為炊煮或休息活動的地方。

整體而言,謝家河遺址的房屋在空間布局上呈現出明顯的功能分區特點。在房屋空間利用上,基本是將炊煮活動安排在偏高處,而儲物與休息區域則多設置在相對低的位置,有的還搭建有可能為木質的平層。部分房屋還專門修建有袋狀儲物間。謝家河遺址的房屋圍繞著人的炊煮、儲物、休息等人居基本需求,設計了不同空間以適應其日常需要,體現出細致的用心。生動展現了謝家河仰韶人群在居住空間利用方面的智慧與實踐。

“灰坑”性質的再審視

謝家河遺址發現的筒狀平底的圓形坑狀遺跡尤其值得關注,其遺跡底部平整,周邊有一圈柱洞,遺跡內出土陶片較多,填土中包含有少量碳渣、紅燒土顆粒,坑遺跡口徑1.5~2米。從該類遺跡規整的形制及外圍一圈柱洞看,應為房屋基址(圖6)。此種類型的遺跡以往常見或以灰坑名之。田野考古發掘中但凡見坑狀遺跡便不假思索地歸為灰坑,對其功能和性質并不作過多思考,使得居址類遺址中灰坑的數量往往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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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F7房址結構

其實“灰坑”是一種功能、性質并不明確的遺跡單位,有認為是垃圾坑,有的則認為是不知確切用途的坑穴。謝家河遺址這種圓形房址的發現,使我們認識到以往被劃為灰坑的遺跡中有相當一部分應為房址,這也促使我們重新審視“灰坑”這一考古學術語的適用性。傳統上將功能不明的坑穴遺跡統稱為“灰坑”的做法,實際上掩蓋了部分遺跡的真實屬性。因此覺得有必要鄭重提醒,在田野考古發掘中,應注重對各類遺跡功能、性質的審慎觀察與判斷,摒棄簡單套用“灰坑”這一泛化的稱呼習慣,力求對所有遺跡單位都能在弄清其功能屬性的基礎上,給予準確的命名。

謝家河遺址圓形單室和組合型房址的被確認,豐富了仰韶文化的房屋類型。其房屋的功能分區明晰,為深入探究仰韶人群的生活方式提供了重要依據。也為對以往考古中關于“灰坑”功能與定義的認知及其資料儲備,提出了再檢討的鞭策,具有方法論和學術史的重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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